民国初年数字比拼：广州1929年设塾师考试
2013-09-10 09:22 点击量:1885 来源：新华网
旧日私塾里，老师与学生往往同向而坐，辛亥革命后省教育厅特意规定，学生要面向老师而坐。
岭南学堂的蒙养学塾，已有了新式学校的模样。
1912年10月，广东公立女子教育院在广州花地创立
初广州大举改造700余家私塾 改革传统课表 颁发营业执照
“中国三大流域是什么？”“流于上者，士农工商也；流于中者，医卜星相也；流于下者，补鞋拖枪也。”
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一次塾师职业资格考试中，一个塾师的奇葩回答。辛亥革命后，官方大举改造私塾，从改革课表、设立资格考试，到给私塾颁发证照，严打无证私塾，态度渐趋强硬，但私塾的生存空间一步步受到挤压的同时，市立新式小学却未能如数接受适龄儿童。于是，一些本可在私塾里认得几个字的孩子，因官方过于推崇现代教育理念，反而悲催地陷入了目不识丁的窘境。
民初数字比拼
旧式私塾：七百多家 火!
市立小学：不到十所 冷!
据1912年4月的《广东教育公报》披露，1911年，广州全市共有791家私塾，学生18371人。到了1914年，私塾总量虽略有下降，变为701所，但入塾求学的孩子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到了20440人。此时，广州市立直辖的新式小学还不到十所，零零星星散落在遍布全城的私塾中，犹如汪洋中的几座孤岛，实在不成气候。
新式小学未见蓬勃发展，官方干瘪的钱袋子虽难辞其咎，但其本身普遍不招家长待见，却也是很重要的缘由。现在很多人说起这一现象，总是感叹“百姓观念尚未开化”。依笔者看来，这样的判断未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要知道，当年的生活水平比现在差远了，一个孩子如果不是“富二代”，压根就别想正儿八经读上十年八年书。普通人家送孩子读书，不过是指望他认得几个字，学会算账。其实，当时只有“高端大气上档次”的私塾才会专讲“四书五经”，一般的初级私塾也就是教点识字、算学，再给孩子讲些生活常识和做人的道理。这恰恰是很多家长需要的，新式小学开设的地理、历史、自然、卫生等课程，在他们眼里更像是没用的时髦玩意。再说了，民国初期，教育部虽然规定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，但囿于财力，这一规定基本停留在纸面上，不但官方要派学捐，学校要钱的花样也多着呢。与此相反，送孩子上私塾，只要跟塾师讲好数，就不必担心凭空再生出啥杂费来。
别提普通人家，就是像西关这样的富庶之地，私塾也远比新式小学走俏，将孩子送进学校的开明商人毕竟是少数派，多数商人对孩子的希望不过是“克承祖业，会做生意，略通文墨而已”。
另外，公立新式小学不景气，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。从欧美舶来的新式教育模式看上去很美，但具体做事的人水平不行，或另有小九九，就很难落到实处。比如，有几所直辖市立小学的校长只是挂个名，平常很少露面，课表上虽历史、地理、自然、卫生一应俱全，实际不过教教《三字经》、《成语考》了事，还不如私塾教得好呢。省教育厅为此非常恨铁不成钢，将这样敷衍塞责的新式小学直斥为“不良私塾”。
官方渐趋强硬
塾师考试：设立入职门槛
颁发执照：严打无证经营
1913年~1920年，军阀龙济光与陆荣廷先后把持广东，全省每年的军费支出达数千万银元，同期的教育经费不过三四十万元。手头这么紧，自然难有大作为。教育部门只能尝试推出一些改良之道。
1915年3月，《广东教育公报》公布了改良私塾的简易办法，要求坊间私塾按教育部规定设立修身、国文、算数、体操等课程，并采用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，教室里要必备课程表、时钟、黑板与粉笔这“四大件”。
如果说民国初年的改良措施还比较宽松的话，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，官方对私塾的态度就渐趋严厉了。随着政局渐趋稳定，官方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有了大幅增加，到1929年全省教育开支更增长到900万银元之多，公立小学也大有增加，官方有底气彻底改造旧式私塾了。最根本的措施有两个，第一，对私塾实施证照管理。1921年12月，官方规定，凡新开私塾者，必须取得许可。原有的私塾，也须到教育局备案。每年春季开学之时，教育局派出巡视员进行“年检”，遇有违规办学、且不愿整改的私塾，予以取缔。第二，对塾师设立职业资格考试，依照陈济棠于1929年公布的改良各县（市）私塾办法，除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和担任3年以上小学教师的人可以免试外，其他人，要想开私塾，必须通过资格考试这一道关。考试分笔试，面试，内容涵盖教育科学、管理方法、国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科学等诸方面。考试过不了关的塾师，就只能关门大吉。
私塾渐次凋零
小学一位难求
贫儿目不识丁
依笔者看来，清末民初的塾师算是最不走运的一个群体了。很多人辛辛苦苦读了半辈子书，图的就是“学而优则仕”，结果清末新政，取消科举，晋升之道就此断绝；无奈坐馆谋生，教几个毛孩子读书写字，挣得一份比街头小贩高不了多少的收入，谁知又赶上政府改造私塾，一把年纪了还要去参加职业考试。
市民举报无证私塾有奖励
对这些一肚皮“子曰诗云”的老学究来说，要掌握那些新学问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于是，在回答“中国三大流域是什么”这样的问题时，有人回答“流于上者，士农工商也；流于中者，医卜星相也；流于下者，补鞋拖枪也”，实在不足为奇。
由于生计无着，一些考试过不了关的塾师会冒险无照经营，可一旦暴露，境遇就不是一般的悲催。按市教育局的规定，业主将屋子出租给塾师时，必须验明塾师证；官方一旦发现无照经营，即刻解散私塾，塾师本人则扭送公安局，同时处以数十银元的罚金。官方还采取了“有奖举报”的策略，罚金的四成奖励举报人。
市立小学一位难求被挤爆
这些严厉的规定一步步挤压着私塾的生存空间，到1925年，全市私塾已由700多家减少至300家，至1936年，又减为170多家，曾遍布全城的私塾就这样慢慢零落，塾师群体中，除一小部分转型成功，成为小学教员外，其他人只好淡出教书这个行当。这些“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”的读书人晚景如何，其实不难想象。
不过，官方一步步挤压私塾的生存空间，虽说意在消除陈腐教育模式，推行新式教育观念，可事实上使很多穷人家的孩子陷入了目不识丁的窘境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在严打私塾风潮最盛之时，一到开学季，各市立小学门口就会排起长队，一位难求，来报名的孩子还大多是有点家底，能出得起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的。至于因私塾零落而无学可上的贫困儿童到底有多少，官方虽无统计，想来数字也不会太小。
1911年，广州共有私塾791家，学生18371人。
1914年，私塾数量降为701所，学生则增至20440人。
1913年~1920年，全省每年的军费支出数千万银元，同期的教育经费不过30~40万元。
1925年，全市私塾已减少至300家，与此同期公立小学增至70多家。
1936年，广州私塾总量降为170多家，公立小学增至80多家。
1929年全省教育开支增长到900万银元之多。
